汉西母语者的词义赋予差异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语义微分量表对汉语及西班牙语母语者对汉语词义赋予中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汉西母语者在对汉语词义赋予的评价维度、强度维度、活动维度都存在着不同的主观差异。这种差异与不同母语者的文化背景有关,但与性别无关。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语言教学中更好地理解学生的词汇使用心理和态度。

关键词:汉西母语者 词义赋予 语义微分量表

 

一、词汇的词义赋予

客观世界中的一个概念在语言中被词汇化,这种现象即语言学中的“所指—能指”关系,这是词汇获得意义的主要途径。另外,语言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对这个词汇赋予更多的意义,使之带有评价色彩,此后种现象又为词义赋予。这前后两种现象分别对应着词义学研究中所区分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同样一个词,在不同语言中,理性意义可以相同,而色彩意义可能有别。究其原因,便是不同语言使用者语义赋予的差异。

考察这种差异对语言对比和外语教学都有重要意义。美国心理学家Osgood(1957)系统地设计了一种语义微分量表法:量表依靠不同的词来考察不同人对词义感觉的主观差异。董奇(2004)归纳说语义微分量表强调带有方向性的联想,较好地避免了社会期望效应,是测量被试真实态度的有效方法。具体来说,量表由多组反义词组成的若干项目构成,每组反义词分别是一个项目的两个极端,中间分为若干等级供评价者选择,不同评价者在评价同一词汇时对这些项目的不同取值就可测量出他们不同的词义赋予差异,如最常被使用的感情色彩迥异的“毒药”和“笑”这一对词。后来这种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甚至医学中,比如杜建正(1994)年曾对一系列的时间持续词进行词义赋值个体差异研究;张一(2012)利用语义分化量表对旅游景区感知形象进行调研;王秀丽、李淑丽与张新颖(2015)年曾用语义差别量表对大学生的休闲观进行调查等。但是在国内还没有人利用其考察汉语母语者和西班牙语母语者对汉语词义赋予的差异。因此,本文设计了一个实验,使用这个量表将之引入到汉西母语者的词义赋予差异研究。

二、实验设计与实施

笔者把Osgood典型的语义微分量表做调整后设计成了适合考察汉语母语者和西班牙语母语者的词义赋予差异的微分量表:评价对象分别是“毒药”和“笑”两个典型词(一个消极,一个积极)。评价项目共15个,依次分别是I1:冷热;I2:坏好;I3:强弱;I4:苦甜;I5:紧张松弛;I6:短长;I7:小大;I8:被动主动;I9:丑美;I10:快慢;I11:黑白;I12:硬软;I13:肮脏清洁;I14:少多;I15:静动。在Osgood的量表中,实际上是把这十五个项目分为三个评价测量维度:

评价:I2:坏好/I4:苦甜/I9:丑美/I11:黑白/I13:肮脏清洁

强度:I3:强弱/I6:短长/I7:小大/I12:硬软/I14:少多

活动:I1:冷热/I5:紧张松弛/I8:被动主动/I10:快慢/I15:静动

调查于在校大学生中进行:西语组(E)为来自西语国家多位汉语进修生。中国组(C)为多个院系的中国本科学生。试卷最后有效回收后分为西语组25名男性(EM)和25名女性(EF),以及中国组25名男性(CM)和25名女性(CF)。我们要求学生完成以下评价(五度标记法)。如下图1所示。

如上问卷填写方法和记分办法为:被试S1先用虚线对毒药(P)进行判断:觉得毒药是偏冷的,但是还不足到最冷,则选左侧靠近标识冷的位置(在统计中赋值-1),然后在I2上又觉得毒药很坏,则虚线连上最右侧标识(在统计中计值-2),依次往下做完15项,然后回来重新以不同的实线做其关于笑(L)的评价。最后各自得出S1关于“毒药”和“笑”两个独立变量的15个描述数值。在每个项目的正反义词对子中,正向词均在统计中赋以正值,负向词则赋以负值。但这些数值在实际发放问卷中等级位置旁并无标示,且编排项目中,项目左端也不都是负向义词,右段也不都是正向义词,这是为了防止出现让被试对“毒药”一律应该选左侧负值,而对“笑”一律选右侧正值的误导。

之后对问卷结果利用了计算机分析软件spss19.0进行了统计,统计方法是描述统计,独立T检验和多元方差分析。

三、实验结果分析

(一)汉西两组对“毒药”和“笑”的评价均值

由上两表可知:汉西两组对“毒药”的评价差异较大的项目有:I4、I5、I12、I14、I15,经t检验后,I5、I14、I15此三项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t=-4.006,-2.916,3.087;sig=0.000,0.004,0.003);对“笑”的评价差异较大的项目有I2、I4、I7、I8、I9、I15,且I4、I7、I9、I15此四项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t=2.594,-2.934,2.914,-2.959;sig=0.011,0.004,0.004,0.004)。此外,对“笑”的I3、I10两项评价是负值,这也揭示了在15个评价项目中强弱(I3)、快慢(I10)这两个正反义对子的正反色彩不强。

(二)性别、国别因素的差异

从性别变量考虑,对汉西的男性组和女性组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之间并无的统计学差异。但是,在男性、女性对“毒药”一词的评价上(详见下图2):15项中有11项女性的平均值比男性平均值更接近极负值,这可能揭示了女性对消极物进行更消极评价的趋势,但男性、女性组对“笑”的评价中女性却不呈现对积极物进行更积极评价的趋势。

性别差异对语义赋予不起区别作用,这也得到了统计学上的验证。为了进一步揭示性别、语别自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使用了多元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了统计。下表3展示的是自变量性别和国别在“毒药”判断中对十五项因变量的影响的多元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汉西两组在对“毒药”的评价中也不呈现某一语别被试普遍比另一语别被试对消极物/积极物进行更消极/积极的评价的趋势。

经检验知,汉西组只有自变量语别在对由整个十五项构成的对“毒药”的判断中影响作用显著(Sig=0.00048,极其显著水平),而自变量性别对“毒药”的判断影响不显著(sig>0.05),另外语别*性别的交互作用对“毒药”判断也无显著影响。这个结果进一步说明,在我们这个考察不同母语者赋予语义的主观差异的实验中,不同的性别这个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在不同判断维度上的差异

我们对自变量语别因素对I2、I4、I9、I11、I13这五项构成的评价维度的影响做了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语别在对“毒药”语义赋予时在评价维度上差异不显著(Sig=0.119)。

自变量语别对由I3、I6、I7、I12、I14这五项构成的强度维度影响的多元方差分析,其结果为F=2.327,Sig=0.048,即不同母语者在强度这个维度上的判断差异显著,在具体的数据中可进一步看出,其在I14“少多”这个项目上的判断的差异极其显著(Sig=0.004)。

自变量语别对由I1、I5、I8、I10、I15这五项构成的活动维度的影响的多元方差分析,其结果为F=5.225,Sig=0.00028790,即不同母语者在活动维度上的判断差异极其显著,具体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其在I8“紧张松弛”I15“静动”两个项目上的判断的差异极其显著。

同样,我们对“笑”的评价也做了统计分析。多元分析结果如下:语别:F=4.622,sig=0.00,有极其显著差异;性别:F=1.511,sig=0.12,差异不显著。这也说明被试对“笑”的判断受到被试语别,但不受被试性别的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在评价维度上,不同语别之间的差异极其显著(sig=0.00),其中在I9苦甜(sig=0.01)和I11丑美(sig=0.005)两项的判断上差异极其显著;在活动维度上,不同语别之间的差异也达到极其显著水平(sig=0.009),其中对I8被动主动项的判断差异显著(sig=0.06)在对I15静动项的判断上差异极其显著(sig=0.004);在强度维度上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

经过对汉西母语者针对“毒药”和“笑”的词义赋予实验研究发现,汉西母语者在对“毒药”这样的消极词汇进行词义赋予时,在强度和活动两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对“笑”这样的积极词汇进行词义赋予时,在评价和活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因素对词义赋予的影响不显著,但可能有干扰作用。我们认为,汉西母语者的语义赋予差异主要来源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母语心理词典。西班牙语文化与汉语文化对词汇的语义判断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但在“少多”“静动”“丑美”“苦甜”等具体维度的判断上呈现差异。在语言教学中,对比汉外各自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在汉语和外语教学中都能加深对学习者的理解,对于词汇教学而言,也有助于避免学习词汇时产生的语义方面误解。

 

参考文献:

[1]Charles Egerton Osgood,George J Suci,Percy H Tannenbaum.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7.

[2]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杜建正.时间词义赋值的个别差异的初步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6).

[4]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5]王秀丽,李淑丽,张新颖.大学生休闲观研究—基于语义差别量表的调查[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5,(3).

[5]张一.基于语义分化量表法对旅游景区感知形象的调研——以无锡灵山胜境景区为例[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3).

 

(鹿秀川 上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200433)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09-11 1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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